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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出自厉王，他们的祭祀体系中有厉王，这也与宣王以降的王室祭祀体系相重叠。

另一位史家陈絜以为，以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家对君统与宗统分离的说法，主要依据《礼记·郊特牲》所谓的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他主张，这恰是战国以降的礼家之说辞，未必符合西周乃至春秋实情。乃杜注于周庙下曰：周公出文王，故立其庙。

君宗合一说极大地混淆了宗法与政治的分别，不可避免地走向以宗法取代政治的后果。(同上，第1952—1953页)又《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整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之《六德篇》亦出现同样的表述。(6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181页。天子与诸侯之尊，其所统者，不仅同姓、同宗，而且包含异姓与不得姓者。(44)这就是说，在宗统中，宗子之后，并无兄弟相及之礼。

郑玄所总结的只是四种重要的降服，此外还有不少类型，参见林素英：《丧服制度的文化意义——以〈仪礼·丧服〉为讨论中心》，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第146—177页。二是，‘本宗子弟的‘百姓两个概念在内涵上是有重复的，如果并列，在逻辑上就有混乱。今天，中国逐渐拥有了自己，重新拥有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

我们就住在中国的神庙里面，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过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对。中国的房子为什么盖成这样一个样子？下面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大地，上面这个盖就是天，所以我们的房子本身就是天地，就是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表明了，中国这个文化的运动方式就是要把中国的存在方式，塑造一个配天的存在，所以它是神圣的，尽管它不是一个宗教。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走，最后终于走到这么大的范围。

秦朝奠定了中国，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真正形成、定义了中国。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由中原向外发生影响。

朱苏力这个问题想问，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一些东西？我应该说从转向中国的研究以来，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不同专业的朋友为师，因为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古文献、中国的历史，诸如此类。中国在早期中原发展出来的问题，已经奠定了是一个天下。当年我书，就用了帝国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把中国当成一个不加思索的东西，所以老去寻找其他事情。

为什么会形成漩涡？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漩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中原地带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还拥有最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天下，中国来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当然这个事儿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梦想，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我想引用一下吕不韦。天是神圣的，如果我们天下的存在方式跟天相似，那么它就因为配天而具有神性。因为和西方比，中国缺乏一个一神教，缺乏表达超越领域那样的一神教

此一负面影响，迄今仍未完全消除。在这百年的岁月里，中国社会由闭锁走向开放，由前现代迈向现代。

加强易学与中华文化各层面、各领域的深层研究。其次还应看到的是古史辨派的学术影响。

重要的是，这时以传统研究视野研究易学的力著《周易尚氏学》出版。尤其是198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所属的二级学会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并在此基础上经民政部批准，于1996年成立了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80年代中叶至今，易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的新时期。当然，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之后，1987年岁末，首届国内主办的空前规模的国际周易讨论会在济南召开，正式将国内的易学研究推进到空前繁荣的阶段。此一时期还产生了一部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的《乾坤衍》。

《文物》杂志继1978年发表《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内有《周易》的卦画和卦爻辞)之后，又于1984年发表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释文，揭开了新一轮易卦起源、三《易》、《周易》作者及成书年代以及卦序问题深入探讨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界开始以此指导思想所提供的学术视野研究《周易》，对《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学说性质以及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外，20世纪，由于互联网络的建立，易学研究在整个世界已开始与先进的网络相结合，极大地方便了易学的国际交流与对话。1984年武汉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全国性周易学术讨论会。

最为突出的就是因其疑古过勇诱发出人们轻率怀疑传统学说、好立新说、缺乏严肃笃实精神的不良研究风气。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激活易学研究，赋予易学以全新学术生命，使其真正融入现代学术和现代生活，找到新的合宜的学术生长点，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突出特点。

在传统的易学研究中，《周易》经传被视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等诸位圣人前后作述所成的最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宝典，学者们大致沿着以述为作的诠释学理路，研究、诠释和阐发《周易》经传，视自己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周易》所作的新理解、新诠释和新阐发为经典中圣人所本有之意。其后，帛书《周易》的传文，包括《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与《昭力》，陆续发表。这期间，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浩劫，易学研究处于低迷徘徊乃至倒退状态。20年代至30年代，以顾颉刚、余永梁、钱穆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冲破传统学术之藩篱，以大胆的疑古精神，对《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和易学研究方法论。

易学是孕育、生长于中华文化这片沃土上的具有高度哲学性的专门之学，它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一直在一体无隔地同步向前衍展着，始终充满着盎然的学术生命力。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有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及同书的续篇，高亨的《周易杂论》以及李镜池的《周易探源》。

另外，1949年之后，台湾的易学研究作为中国易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颇为引人瞩目。（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2003年/10月/28日/） 刘大钧，1943年1月生。

以天人之学为基本特质的易学，已在海外各个领域找到了它的生长点，在自然科学、生态学、管理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乃至哲学层面，皆结出了初步果实，大有逐步深入各国文化、生活之趋势。80年代中叶，传统文化热、周易热兴起。

该派以大胆怀疑并否定传统的识见而著称于世，他们对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等旧说深加抨击。确立切实可行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诠释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学、美学、社会学、计算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光电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地综合交叉研究易学，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风尚。济南会后，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成立，同年，由该中心主办的国内首份唯一公开发行的《周易研究》学刊创刊。

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前者视《易》为纯然的算卦之书，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牵强比附的误区。

出版《周易概论》、《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周易讲座》、《纳甲筮法》、《今、帛、竹书〈周易〉综考》》等等。对于人们冲破传统学术识见、治《易》路数的束缚，对于超越传统象数派与义理派、汉学派与宋学派的狭隘门户，重新审视和研究《周易》经传及历代易学，起到了重要的启导作用。

这一时期易学史研究也取得了新成就，真正精通易学的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证刚等。中国周易学会会长，中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主编。